因为张载之所以赴京城，主要是为了来年的春闱。

宋儒以道体说解释孔子的川上之叹，固然有建构道德形上学的思考，但最终归结于与道为体的成德之教。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

宋明儒者将一息不停的川水还原为道体之发用流行，并通过与道为体的实践工夫来达至纯亦不已的圆融境界，真正阐发出这一思想史事件的理论内涵，表达了儒家本位的存在与时间之思。2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69页。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以参见陈来：《论李泽厚的情本体哲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 —10页;杨国荣：《历史与本体——李泽厚哲学思想论略》，《学术月刊》2022年第3期，第38 —47页。16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975页。49 [法]皮埃尔·阿多：《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第102页。

显然，程颐在程颢的基础上，对孔子川上之叹的诠释有更加深入的推进。47 对于李泽厚情本体的利弊得失，学术界已有充分的讨论。必须激活现代哲学自身的遗产来理解现代文明。

据梁漱溟传承的《大学》解，此篇之诚要在身心合一，⑤故也可摄入《中庸》之中。如真有所谓中西哲学的至深交会，那么气论与力量学说之间基于太一论的相应，是最值得期待的。《中庸》则是由天而物而人，再由人及天的纵贯结构，且用人参赞化育的纵贯横通结构包摄了中和的内外结构。但在一个全球性开放危机的时代，对中国性的再思考与再确立，无论如何无法绕开中国在当今世界中所起与将起的作用。

这四十余年来，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剧烈程度虽然不及两个三十年之间，但其深刻性、丰富性或者过之。天生万物，万物不是天，理气不一不异。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性的思考，既不能忘却晚清以来的所有经验，又不能被古今中西问题的既有形态捆住手脚。当前这首先包括经贸关系的失衡与再平衡、国际关系、国际法、地缘政治、战争与和平、大陆与海洋。这里只需提出一点——文明体的力量性包含了文明的物质性，而生产关系作为不折不扣观念性的东西，同样内嵌在物质活动之中。人类历史总有理气不合的一面、道不行的一面。

20世纪初的救亡及其与启蒙的双重变奏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及其主体性的辩证法问题，都要在这个全球性的双重变奏下重新理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53页。但个人通过不断学习（就是有志于学的学），至少在自家身心上让理气在一切处境下完全契合。知天命是圣人五十岁时的境界，其他人，哪怕是朱子，解释这句也有不自信的时候。

交互主体性的构成本就包含了构成他者身体的环节，但现象学的进路受制于笛卡尔，没有对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给予足够的重视，只看到身体的空间性，忽视了身体的力量性，从而也忽视了交互主体性构成的力量维度。所以仅懂得理上的应然，或仅能让个人行动合乎这个应然，都还不是知天命。

在西方哲学中，力量学说传统值得重视。而重新挖掘这条线索的当代激进思潮，又急于将它批判化主体化，将之与黑格尔、马克思及现实的社会主义传统割裂开来。

首先，在普遍失衡的世界中，开放或全球化必然遭遇挫折。不要忘记，身体与工具是物质性的力量。如果说，上一个历史时期主要是改革提出了中国化的要求，那么当前的主要问题无疑是开放提出的天下化难题。世俗化作为宗教的自我扬弃，是以宗教的宰制为前提的。二、文明的冲突与再天下化中国与一切社会存在物一样陷入了更多的内外矛盾之中，那么对中国的再次理解（所谓自觉）就必须始于主动地揭示这些矛盾。中外关系或者开放主题的普遍化带来的未必是普遍大同。

这就需要激活现代哲学的遗产：文明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对立是心物难题在历史哲学中的延伸。③［德］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当代中国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通这两条道路。如果大家愿意，也可说是现代内部的古今之争。

这就是中国式开放的世界历史意义。既不偏于机械唯物论，也不是纯粹的有机体主义，而是提供了一个在内与外、有机与无机、秩序与失序之间无限转化的解释框架。

现代最重要的共同体，最重要的权力单位，仍然是国家。通过理气在自己身心上的合一，让理气之不异不断地生成，这就是天命之谓性。③如果国家确实是所谓想象的共同体，那它早就是所谓元宇宙之前的元宇宙了。若仅意识形态化地称之为左右之争激进保守之争，虽可体现一种时评式的准确性，但对于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并无益处。

文明体显然具有更强烈的力量维度，这正是主流的各历史哲学范式（无论文明史观还是目前状态的唯物史观）的局限。相互驳斥的左右翼理论家们都没有看到，身份政治本来就是外线的文明冲突。

上帝（Deus）在中国不是死了的问题，而是从未活过。作为现实出路的天下化既非重复古代学说就能立刻得到，亦非在古代学说中机智地抽出几条看似应时的原理就能应付。

中国文明不是世俗化的文明，而是世俗性的文明，只有这一个世界的文明。如果允许简化，那么我们可以说，唯物史观与文明史观之间的矛盾就属于这种高阶矛盾。

这就是离开宗教就无法理解现代性（不管哪一次浪潮）的根本原因。一、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变奏笔者曾经从西学四导师（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之间的思想史关系检讨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体性。在这个被视而不见因此几乎是半隐秘的统绪中，作为斯宾诺莎与德国唯心论（特别是谢林）的中介，莱布尼茨相对是最被低估的。这一点，从地缘政治形势越来越受制于一国之内的左右党争就能看到。

应当看到，文明冲突属于观念性东西的实在力量之交互关系。这些只能来自亲历的岁月。

对中国来说，也可说是再天下化。见气而后知天命，见独而后无古今。

或者说，宗教保守势力群众路线的成功，正是全球化经济格局变动和激进世俗化为渊驱鱼的结果。前者是从身推扩开去的横铺结构与层层收敛的内切结构